人们一谈到岳敏君无一例外地会提到他创造的标志性形象——一个留着寸头闭着眼笑得都快哭出来的男人，简称“大笑人”。这是一个让他欢喜让他愁的主儿，欢喜自不必说，愁是因为众说纷纭扰乱了他的心思，媒体在其间自然扮演了重要的聒噪的角色，让他有点厌烦，烦得他只好赌气地撂下狠话：“我会坚持把‘大笑’的形象画下去，哪怕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也许“成功”或“失败”在他看来根本无所谓，他很清楚“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机会，一个好的契机，能够做出一两件漂亮的作品，但也许他一生可能仅仅就这么一点东西”。
岳敏君说他很反感国内媒体总是喜欢把采访对象塑造成不切实际的传奇般的英雄人物，于是他从来不轻信媒体报道，每次看到这样的粉饰文章都会在心里打个问号，好奇这个人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他希望看他报道的人能够看到一个正常的岳敏君，发现他的毛病，同时，不要相信这一切。
在以下内容里，除了“天机不可泄露”的商业机密和因本刊秉持“艺记不是娱记”的职业操守而未有挖掘的私生活问题，岳敏君都有问必答。不过，他就这么一说，您也就这么一看，真真假假是非对错，时间自有公断。
大笑仍然生效
艺术财经：你在圆明园和早期在宋庄的时候，朋友之间会聊艺术吗？
岳敏君：其实没有人谈艺术，大家谈的都是生活，没有人说艺术应该是这样，艺术应该是那样。
艺术财经：哪怕酒桌上也不聊？
岳敏君：会有些只言片语。大家都是凭着一种嗅觉和直觉来感受艺术的。像那时或者到现在这种艺术，我觉得不是一个真正涵义上的艺术概念，它还是带着一种政治观念，西方或者中国传统艺术中沿袭到今天的比如“色彩”、“形”这种具体的艺术语言对当代社会和艺术的作用微乎其微，意义不大。因为这些都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艺术这个东西光说没有用，必须要做一点什么，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不是像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艺术是“行”在前面，“知“在后面。
艺术财经：那你到朋友家里去看别人的作品吗？
岳敏君：没有专门去看，去串门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每家满屋子挂的都是，墙上、地上都是每个人自己画的画。这些人的作品与我之前理解的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在这个时代，面对这个社会，你感受到的不是那些色彩关系、那些“美丽”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在那个时期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就摆脱了过去的那种绘画语言和形式上所谓的技术，而是直接进入到当代社会、当代艺术的语汇里面，就是要与当下的社会、当下的生活发生冲突，它比较直接，也不讲究，它也无所谓是不是永恒的艺术。永恒性或者要不要进入博物馆，其实对当代艺术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就是要在现时现刻，就是马上，可能它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就在一刻激发一种碰撞就OK了，它并不追求“永恒不灭”这个概念。
艺术财经：这么说你认为你的艺术的时效性也是短暂的？哪怕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
岳敏君：我觉得应该是短暂的，如果说稍微不那么短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1990年代带给你的感受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没有任何真正的一种转变。如果再过几十年还能够看到我的绘画的时候，会发现它绝对不是一个有长期的持续影响的东西。
艺术财经：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大笑人”的形象在现在仍然是生效的？
岳敏君：对。
艺术财经：你刚才说那时候每个人家里满墙满屋都挂着画，想过画的出路是什么吗？
岳敏君：通常很多画家都会画一遍之后过两年又在上面画一遍，为了省材料钱。这样的人挺多的。我有一些画也是这样，之前画的觉得不太满意，又在上面重新画。大概1992年、1993年时我就开始卖出去一两张画，所以后来就不用再在上面盖了。
艺术财经：是张颂仁买的吧？
岳敏君：是。他当时刚做“后89”这个展览。他买的是两张2米左右的大画，一张是《大团结》，还有一张是《大救星》。他买了之后，过了两个月又有人来买。从那以后就开始陆续有人来买作品，日子就好过了。
艺术财经：张颂仁那次，画卖了多少钱？
岳敏君：我向他要一千五美金一张。
艺术财经：你当时是觉得很意外，还是早就料到能卖？
岳敏君：我从来不这么想，因为从小我就发现，只要我期盼的东西绝对得不到。所以我做什么事情绝对不想我要得到什么，我只是去做。因为有一个期盼，再加上有一个时间限定，说要在三年之内如何如何，三年之后如果没有实现不就崩溃了。
艺术财经：有什么例子可以印证你的这套理论吗？
岳敏君：具体什么事情我忘了，但是我自己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给我自己的压力太大，所以我不愿意想这个问题，是成功、失败，或者什么时候摆脱等等，我不想这些东西。
把变和不变统一起来
艺术财经：当栗宪庭把你和方力钧、刘炜、杨少斌等人的作品定义为“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的时候，你有没有质疑或者拒绝过这种定位，还是马上就对号入座了？
岳敏君：我觉得这个定位还是挺准确的，尽管我当时觉得定位可能使你摆脱不了这种束缚，有些担心。“泼皮”二字不是来自于文革，或者某个短暂时期。在很早以前，比如魏晋南北朝，特别是汉独尊儒术以后，“泼皮”一直存在于文化领域。他看似表现的是市井无赖的玩世不恭，其实是对正统文化和权利、政治的一种反叛。像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或者文学家，其实都算是一种优雅的泼皮，例如八大山人朱耷。在高强度的专制统治下，他一开始会采取一种对立和反抗的态度，但可能又马上消失了，因为他要生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同时又要表达一种态度，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泼皮“的方式。这不是后来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只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我当时看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时，他曾经就描述到这个问题。一个专制社会的文化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一种潜在的对抗状态。它也不表现为什么理想，也不指向一种未来，只是这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一种态度。你可以看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包括电影、戏剧、音乐所有这些领域和艺术门类里，这种文化是作为主要文化出现的。比如电视剧，每一个电视剧里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点点这样的因素，就像汤恩比所说，这是这个社会行将解体之前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我说它可能没有结束就在这里。只有这个社会解体，这种专制的结构解体后，这种文化现象才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也许那时候人更追求一种理想或者其他东西。
艺术财经：这是你近期的思考，还是当时的想法呢？
岳敏君：当时肯定没有，那时肯定不会想得这么清晰。但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对自己的工作有疑问。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因为你还要考虑你的追求是否有一个价值，要给自己一个答案，要不然你凭什么坐在那里画东西。
艺术财经：很多艺术理论都说艺术品被创作出来之后就脱离艺术家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艺术家本人就与它没什么关系了，接下来阐述和言说的权利就留给了观众或者批评家。那你是更在意批评家、观众对你作品的反馈，还是你觉得这个作品达到自己最初的设想就OK了？
岳敏君：这就要看是在哪个阶段。比如作品创作出来之后，你有时会对它有疑问，有时没有疑问，觉得我就这么想，我就要这样去完成这个东西。当你对自己有疑问时，可能就需要别人对你有一个提醒，可能开始关注别人对此是怎么说的。
艺术财经：需要有一个参照物来了解自己。
岳敏君：对，根据你不同时期、不同感觉来定。画第一张时可能很自信，画第十张可能就失去任何信心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艺术财经：那你平时会请艺术家或者批评家朋友来看你的作品给你意见吗？
岳敏君：通常我接受不了当面的评论，因为假如老栗说这幅画应该这样去画，但是你如果不想那样去画怎么办？可能还不如不让他说，一是担心他对你的一种改变，二是担心落入他的“圈套”，丧失了自己。通常是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法，或者是观察他对其他事情的理解，你会想“他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理解，那他对你这个东西又会是怎样理解的？”都是一种间接的感触。或者我会问：“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他说：“我觉得不错。”其实你是故意想让他说两句，看看是什么感觉。如果用特别直截了当的方式还是存在问题的
艺术财经：那你特别肯定和自信的时候是哪一个阶段？
岳敏君：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当时在圆明园的时候或者说在2000年之前都还挺好的。到后来艺术市场特别火爆时就会有问题，因为大家关注价钱，说的也不一样，你会有一点恍惚。
艺术财经：恍惚什么？
岳敏君：别人会质疑你是不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说：“你怎么老画这个‘笑’？”你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真的会问自己：“我已经画了那么多，还有必要继续画吗？”而且，在技术上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所以你会有这种疑问：“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画下去？”
艺术财经：你的参照物们怎么说？
岳敏君：支持和反对的都有，一半一半。
艺术财经：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非常强的自我判断力。
岳敏君：对。
艺术财经：我看过之前别人关于这个问题对你的采访。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问你这个同样的问题，你有不同的答案。你说过“我对“笑脸”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下去，哪怕是一个失败的例子。艺术没必要变来变去，如果你研究的领域是有价值的话就应该继续”；后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又看到你说“我觉得人的想象力是有边界的，很难跳出模式的圈子。”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看来你确实一直都很纠结。
岳敏君：对。所以我也要找到一个方法来统一我这种矛盾。确实像你所说，第一个是我一定要把它完成下去。因为在中国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很多东西刚做出来就没法儿再往下走了，再往下走就会得到很多批评，还有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好像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我后来所说的，其实每一种改变实际上是与现代商业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商品，比如手机，全都是在不断更新换代，不能永远保持某一种状态。我想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所以我不会抛弃“笑脸”，但是也会画不同的作品，这是统一的最好的办法。一方面从创作角度上摆脱了过去对一个艺术家的线性描述，是一种新的开拓，也许你会再引出几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你的思考就会产生新的变化，到那个时候再来看这个艺术或者这个世界时就会有一个新的转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办法，所以我现在就一直用这样的方法来创作。
艺术财经：你会不会觉得在成名之前还可以无所顾及地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现在反而不自由了？
岳敏君：是。所以所有的事情不能商量，一商量就完了。本来你已经不自由了，还要再与别人商量去获得更多的不自由。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大胆实践就可以，没关系。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没有必要在意所谓的名和利，这些东西虽然很重要，但是过于看中这些东西时，它反而容易束缚你，让你为它浪费后面的10年、20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营造了这么一个好的阶段就是为了自己能够瞎折腾，我就自己瞎折腾。
放弃是因为没得选择
艺术财经：你画的《迷宫系列》是关于三大主题：艺术、宗教和人生。其中《迷宫艺术》是把不同时期的中外当代艺术家最著名的代表作或者风格符号放在你设置的迷宫之中。这样的创作思路是来源于你对“笑脸”问题的思考困境吗？
岳敏君：其实“迷宫”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一种消解，我画“艺术”其实也是对艺术的一种消解。就像我画的这个迷宫里，每一个人似乎都占据一个位置，但是他们永远把握不了全局。包括我现在画的中国画的迷宫，也还是一种批判和消解的态度，所有中国画在这个范围里也是走不出去。艺术和文化自身还是有无奈的局限性，每一个艺术家可能在文化上都想有自己的建树，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不是他们所想象的。
艺术财经：那最后不就是个悲剧？
岳敏君：当然了，每个时代成百上千的艺术家都在努力寻找、创作，但最后发现——并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能够怎么样。一个时代也许仅仅有半个艺术家可以称为有价值的艺术家。能够被载入史册的艺术家都是凤毛麟角，但是再过几百年可能也忽略不计了。所以艺术的重要性也是因为它的警示作用。虽然是一种批判消解的态度，但是要提醒观众，同时也提醒自己：艺术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
艺术财经：你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岳敏君：用语言来形容，可能是“最不可理喻的、最反动的、或者是和社会道德最相违背的东西”。也许这些才包含有价值的因素在里面，我也不知道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
艺术财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好像把自己置身事外了，没把你自己算到“凤毛麟角”里面去。
岳敏君：我把我的这种困惑放到了一个创作角度来看。虽然我想要寻找的答案可能和其他艺术家不一样，但因为找不到答案而痛苦的程度是一样的，也觉得很不舒服，心里很别扭，最后把自己郁闷得都得癌症了都有可能。我画这个东西本身也是想要自己想明白。但现在还不可能想明白。要真正找到一个有价值的方法或者思路，确实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两代人总结的，要经过很长时间。
艺术财经：你说过“笑脸”的精神内涵是从老庄哲学来的。你对中国传统哲学是怎么理解的？
岳敏君：说这话的时候其实理解得不深，只是觉得老庄文化是一种放弃的哲学。人作为个体在面对这个世界时还是存在自己的弱势，所以要保持自然平和的心态，可能用一种放弃的态度会获得更多的空间，不会紧逼自己。否则，你会很累或者痛苦得要死。但是我发现这些理解都是儒家文化对老庄哲学的一种理解，而不是真正的老庄哲学自身的内涵，我很怀疑，可能也有很多学者在怀疑，《道德经》是后来儒家文化的这帮信徒改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真正得在儒家文化之前的版本，否则或许可以颠覆传统孔子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因为我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全都是来源于老庄哲学、玄学等等，比如火药、指南针这些东西都是来源于老庄哲学，在物质科学领域儒家文化没有任何的创造什么炼丹术都是道家文化。道家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所谓的顺其自然不是让一个人回到自然当中，并不是说跑到大山里搭个茅蓬就行了，可是在儒家文化的描述都是这样，有回到农耕的感觉，说这就叫“回归自然”，我觉得错了。“回归自然”应该是了解自然的规律，其实就是科学。比如“道可道”就是要了解这个事物本来的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来创造事物。庄子的“放弃”，就是避世、逃避。在儒家思想文化里，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该怎么办？如果在文化上不给他们一个出路的话，他还会跟那些权利的占有者继续争斗的。但他一旦用老庄哲学包装后，就可以隐退了，拿点退休金去哪儿盖个茅蓬、钓个鱼，寄情于山水，可以给社会减少很多的政治压力。
艺术财经：你对这种放弃怎么看？
岳敏君：没有办法，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所有人选择的都是这样一个方法，在现在也是一样，只能选择这一条路，因为没得选择。
不要用道德来评判
艺术财经：听说你是“钱钟书迷”。今年是钱钟书诞辰100周年。
岳敏君：是吗，我很喜欢他写的书，看的遍数最多的就是《围城》。
艺术财经：你有没有在哪一个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岳敏君：我当时很害怕自己变成方鸿渐，因为钱钟书说方鸿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就老在里面找他怎么没有用了，就很担心。其实他不完全是没有用，他只是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有点游离于这些人之外的感觉，有点逆来顺受，怎么着都凑合，有时候又爱干点稍微出格的事，还有点小傲慢，感觉挺不招人待见的。
艺术财经：“看破红尘”是一种觉得抗争无用之后的消极避世。
岳敏君：书里对这个人的懦弱没有一个交代，所以我老觉得这本书没写完吗，也许是钱钟书自身性格的原因。我看了一些关于他生平的书，觉得他是一个有些懦弱的人。解放以后他写了《管锥编》这些用文言文这种他当初摒弃了的语言来写的文章，其实也表现出他懦弱的一面。
艺术财经：在钱钟书晚年《围城》再版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愿意为书写序，而是让杨绛写了一篇后记，因为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失败的年少之作，不值得让这么多人喜爱。当很多国外媒体采访他时，他甚至不愿意对这本书做任何评价。
岳敏君：他确实是把方鸿渐看成是他自己去写的，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弱点，他也想变成一个伟岸的人，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
艺术财经：那你是一个时刻提醒自己要正视自我的人吗？
岳敏君：我也没有勇气，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才敢去做。
艺术财经：有时候一个人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苦心经营的，也有些人是被别人架上去的或者是被事情推着走的。
岳敏君：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是一个家学不错、确实有学识和能力、也没干过什么坏事、错事、相对完美的人被别人架的话可能会变成架子上面的东西。因为别人架你肯定是人家有所图谋，需要你在上面受点罪，架你不是让你舒服，是让你受罪的。所以，如果过去没有一个健康的历史或者曾经犯过什么事儿，一旦你被架上去之后，你的那些龌龊往事怎么办？
艺术财经：我最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讲的是这两个亦敌亦友的艺术家相互间的“羡慕忌妒恨”，还有惺惺相惜。毕加索在里面就是一个嫉贤妒能、不讲信用、势利贪婪的小人。在艺术史上，现代艺术市场的形成就是从毕加索开始的，他是一个很有交际手腕和营销能力的艺术家，是他自己和画商、评论家一起合谋造就了他今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岳敏君：毕加索当时应该有一些考量，会把自己小人的一部分隐藏起来，表现出一个“大人”的气质，否则的话没人跟他干。为什么没有人跟艺术家干？因为艺术家都是孤立的，很难与别的艺术家做好朋友。除非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艺术家要依附于这些人，所以可以与他们做朋友。艺术家能跟别人做朋友吗？心眼那么狭隘。什么人能干艺术？就是小肚鸡肠的人，那种小心眼、很坏、很抠的“正常”的人。因为他能感觉到同行的成功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刺激和打击，我觉得这才是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人了。传统的中国绘画理论里讲“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我觉得这是骗人的，这也恰好说明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看的不是艺术或者社会的其他方面，我们看的是道德，我们是用道德来判断。你看现在的这些媒体其实都是道德媒体，都是在弘扬一个主流价值观。最不讲道德的人才写得出道德文章。如果每个人都把个人利益摆在桌面上，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虚伪，通过底下的手法来解决问题了。
艺术财经：被采访对象都不会愿意自己不好的一面被报道出来。
岳敏君：现在好多杂志都有这样的栏目，都把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得人从一个“完美的人”的角度来写，几乎所有人都被写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我就希望别人通过关于我的报道看到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真实的人，他肯定是有毛病，也不要过于相信这个人。否则，你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架在某一个状态上，这就会有问题。很多人本来是在调侃自己或者批评自己，结果最后媒体描述出来的语言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感觉，好像是自我批评、勇气、赞美等等，就很奇怪。
艺术财经：但是语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刚才说到的艺术家的“小心眼”也可以转换成“敏感”和“感性”，褒贬马上就不同了
岳敏君：也都是因为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死了才会被写出来。其实毕加索和几乎所有人几乎都是对立的，他和马蒂斯也是这样，两个人谁也看不起谁。据说他好像买了马蒂斯的画挂在画展上，说“看谁画的这么差”，还在马蒂斯的画上抹上一笔。还有，在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好像叫克莱因的女小说家的回忆录里提到，她当时请毕加索画一幅肖像，据说画了半年。那张画还算是挺有名的，有立体派的影子在里面。我觉得充其量只要三天就能画完，不知道他在上面磨什么。其实是毕加索想与她拉近关系，同时也想收更多的钱，他有自己的一个算盘。但是从艺术上来说，毕加索感受到了当时世界的一种变化，关键是他为这个世界的变化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视觉语言的方法。虽然后人对立体主义的崇拜加上他的个人魅力让这个画派更具有传奇色彩，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对于一种新方法论的发现的热情在起作用。每一次艺术潮流的重大变化，都是因为一种新方法的诞生。
伟大二流国家的二流艺术家
艺术财经：你有没有想过移民到国外生活？
岳敏君：没有。移到哪儿去？我看国外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中国移民还是脱离不了过去的文化背景形成的思维模式。我的一个朋友是全球最大私募基金的合伙人，他在香港是这个基金亚洲区的主管。他说当他思考出国前的事儿时，全都是用汉语，但他想出国以后做生意的事儿时都是用英文。他没有办法用英文思考他之前的记忆，也不能够用中文来思考他现在的生活，完全是拧巴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化界在讨论流亡文学，语言学家说对于东方文化来讲，根本不存在流亡文学。因为语言的结构改变了，你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思考和写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流亡文学只能在欧洲国家成立，因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背景有些类似，就像河南人说孔老二，北京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流亡文学，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就“流亡”不起来。
艺术财经：但是变到另外一种语境里，会不会反而更容易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也许会激发出新的灵感？
岳敏君：反差确实是一种刺激，但反差有可能出不来东西。像一些长期在国外生活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全是用汉语思维创作的，他用英语或者法语的逻辑创作不出来，这是很奇怪的。
艺术财经：也许这样创作出的作品反而显得更中国，因为在对比当中得到了加强。
岳敏君：可能会特别加强，加强得有点过分。但毕竟因为你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与别人不一样，会难以说服别人。你也可以存在，但你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主流。如果一个西方的艺术家来中国创作，但是他的创作与中国没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没什么劲。但是如果他得创作与中国有关系，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艺术财经：很容易被看出破绽。
岳敏君：一眼就看出他很低劣。他觉得很深刻，可能我们觉得太不靠谱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在国外的中国艺术家不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东西，一做就露怯了，除非有思考特别深刻的人能做得了，我觉得这挺难的。像六、七十年代在纽约有一个很火的艺术家，他是华人，但从小是在那里长大，受的全是美国教育，所以他画的东西跟美国人是贴近的。但是拿到这边来一看就觉得太没劲、太简单了，但是在那边是生效的。唯一能够超越这个障碍的就是把文化背景忽略不计，只注重它的方法。当它上升到一个方法时，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背景，对别人来说都是生效的。比如我们说“抽象”这个概念，不管你是用国画还是油画来画，只要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方法本身就可以“全球”了。还有“后现代”这个概念也超越了东西方的界限，它告诉你传统文化也可以重新利用、改编，可以变化，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东西。，只有这样的概念能够超越文化背景。
艺术财经：在你看来有没有谁达到了这个标准或者接近了这个标准呢？
岳敏君：大家都觉得找不到这个标准，过去可以通过“形式”这个标准达到，但是形式和那些主义逐渐变到了一个死胡同。虽然后来有了“影像“这种因为工具不同而产生的新形式，但这都是技术造成的差异。比如，我做《处理》系列这些作品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风格本身不重要，方法可能也不重要，每一个人只要自己处理的方式不同，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回头一想，其实所有艺术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只不过是加强了这种“处理”的效果，但是并没有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说艺术，或者你能告诉别人这样的方式就是艺术。我们还没找到这样的东西。如果我找到了这样的标准，我就真成了伟大的艺术家了。
艺术财经：你希望一百年后，当人们回顾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时候谈到你的作品是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
岳敏君：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法国杂志来采访我，谈到中国的状况，我说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二流国家。我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二流国家里，如果我努把力会成为伟大的二流艺术家。绘画还是受现状和思想的影响，不可能超越这个阶段跑到更前面，不太可能。毕竟在艺术的方法上，我们确实没有站在人类高处的角度来看。比如我们探讨东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探讨的都是二流问题，总是从自己民族的现状来看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从宇宙观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二流的角度，什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都是二三流国家、悲哀的民族才会提的。今天我们来讨论“后殖民”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能看出我们的眼界还是局限在这种自身的悲惨命运和悲惨的文化状态中。
